关于作曲：

　　少年时与音乐结下不解缘

　　信息时报：您是怎样走上音乐创作之路的？

　　刘：我自小就对声音和节奏非常敏感。我家附近有条铁路，火车远远驶来，我只听声音就能分辨出是哪类火车，是货车还是客车，同时，对电台播放的各类音乐，特别是电影音乐让我着迷。虽然年龄还小，但已对音乐产生了特殊的爱好。

　　上学时，学校的音乐课仅是学唱歌，不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。因为喜爱所以想学习更多的东西，14岁时，在我主动求教下，一位中学老师开始指导我学习手风琴，由此我开始了对音乐的学习。

　　信息时报：也就是说，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非某种偶然的机遇？

　　刘：是的。对音乐的特殊爱好，很小时候就萌发了做音乐家的志向。之后的学习是相当刻苦的。我16岁进入当地文工团，主要是演奏手风琴，并学习音乐理论知识。记得那时我随身带一个小本子，上面写满了学过的乐理知识，随时随地温习，加强记忆。

　　信息时报：你后来又报考了音乐学院，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？

　　刘：对。是在1965年报考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理论作曲学科。当时全国共设了三个考场，有北京、武汉和鞍山。我参加了设在鞍山的东北地区考场考试。考试是很严格的，经过初试、复试和面试，通过现场作曲、音乐理论写作、演唱演奏，到与招生老师面谈对音乐的认识、理解，最后，鞍山考场的80多个考生只有我一个被录取。

　　信息时报：您的音乐创作大致可分为哪几个阶段？

　　刘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首先是报考中国音乐学院之前，这是我初学作曲的阶段。当时我的创作热情很高，在创作上比较注重追求旋律的优美。第二个阶段是入学后，学习的同时，也搞一些创作，但相对较少。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，应该是我音乐创作的旺盛时期。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了广州歌舞团，专职作曲，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。像电影配乐《新方世玉》、第三届羊城花会获奖作品———钢琴与管弦乐《珠江之歌》、歌曲《我爱五指山，我爱万泉河》等都出自这一时期。

　　信息时报：您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什么？创作的过程如何？

　　刘：应该是《我爱五指山，我爱万泉河》了。这首歌流传很广，为大众所熟悉，在音乐创作上也代表了一定的水平。那是在1972年下半年，我刚到广州工作没多久。到海南岛的渔村体验生活时，我第一次看到大海，心情十分激动，而通过与渔民和战士的交谈，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豪情深深感染了我，使我产生了创作的激情和灵感。当时一起深入生活的还有几位作家。词作家郑南首先写出《我爱五指山，我爱万泉河》的歌词。我们一拍即合，我连夜谱曲，这篇作品就这样诞生了。到1973年，这首歌开始流传。

　　信息时报：您的作品涉猎范围很广，有歌曲、电影配乐、舞蹈音乐等等。那么您最擅长演绎的是哪一类音乐？

　　刘：中国音乐学院开设有民间音乐课程，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各个地区淳朴、原始的民歌。民歌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形成，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、体现了淳朴的民族风情，这些都深深吸引了我。另外，我对地方戏曲尤其感兴趣。因此，在我的音乐创作中，有很浓的民族特点。像《我爱五指山，我爱万泉河》这首歌，就包含了海南音乐的素材。

　　信息时报：在作曲时，您在音乐创作上是否会受到歌词的影响？这么多年的音乐创作，又加上繁忙的行政工作，有没有过才思枯竭的感觉？

　　刘：音乐是歌的翅膀。一首歌成功的首要标志，就是词曲结合得天衣无缝、浑然一体，音乐的创作肯定要服从歌词的内容、形式、风格和特点的要求。我创作时首先会选择内容形式与个人风格相吻合的歌词，使自己的特长得以发挥。同时，艺术创作是无止境的，艺术表现也是无穷尽的，音乐虽然只有7个音符，却可以演绎出成千上万不同的作品。因此，我不认为会有什么才思枯竭的时候。作曲也是一门技术，一旦掌握，就像游泳骑车一样不会忘记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，创作水平还会越来越高。另外，音乐创作过程更主要的是酝酿，这需要较长时间的构思，一旦有了灵感，就会思如泉涌了。现在我创作时，虽不一定都是一气呵成，但只要有了完整构思，是很快就可以完成的。

　　关于职业：

　　多变身份各有各精彩

　　信息时报：您的身份是多变的，除了作曲家，您还曾当过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、东山区副区长，现在又是市文联主席。您最喜欢哪种身份，又觉得哪种身份压力最大？

　　刘：这些年做了一些不同的工作，但无论是当文化局副局长，到东山区挂职当副区长，都是工作的需要，社会需要，也是文艺工作的需要，哪个身份我都挺喜欢的，要做好任何一项工作压力都很大，如今社会发展一日千里，文艺界也如此，因此要打醒十二分精神，甚至有时要绞尽脑汁，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件事，这样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，适应社会的需要。

　　从小处讲，干好本职工作，是每个公民的责任，因此我认为不能用身份来区别责任和工作压力的大小，只要想干好一项工作，都会有压力，都是个人发展锻炼机会。而且，各有各精彩，文联主席的岗位有很大发挥的空间，与作曲一样，同样会带来成就感。

　　信息时报：您将来退休后，打算做什么，会再专职作曲吗？

　　刘：目前还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先要做好眼前的工作。当然，音乐是我一生的追求，这个老本行啥时也不会丢的，一定会继续作曲，也会做些音乐评论的工作。

　　关于抗击非典：

　　和平年代的“战地文艺”

　　信息时报：今年上半年非典疫情发生后，广州市文联及时组织各门类艺术家投入抗击非典的创作，并较早地推出了一本综合性文艺集《2003：广州“非典”阻击战》，您还曾称之为“战地文艺”，为什么这样说？

　　刘：我称之为战地文艺是因为这本书出炉的过程是“短平快”，形式丰富多彩，内容紧密结合现实。首先是时间要快，还要突出文联的特色，因此书中不仅有报告文学、诗歌，还有歌曲、新闻照片、戏剧小品等，我们用多种文艺形式反映了抗击非典这个主题。从采编到出版、发行都有着战地文艺的特点。

　　信息时报：听说您也写了一首歌，能讲讲创作的感受和心情吗？

　　刘：我始终认为，艺术不是艺术家个人的艺术，而是人民大众的艺术，因此，文艺工作者要有社会责任感，要表现社会生活。在当时全国人民共同抗击非典的形势下，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要用文艺创作的武器去出一份力。我创作的《真情》，就是反映了领导同志与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、同甘苦、共患难的深厚感情。

　　关于文联工作：

　　文联的宗旨就是服务

　　信息时报：广东提出要建“文化大省”、广州也提出建“文化强市”的目标，您认为文联在这方面应发挥怎样的作用，和做好哪些工作？

　　刘：文联可以做的工作很多，发挥文艺工作者和艺术家的作用，文联应该是最有优势和条件的。文联将与其他文化部门配合，组织文艺工作者多出好作品，发挥文艺的功能作用，“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”。

　　另外，文联今后在职能上要有所调整，党的十六大提出既要发展文化事业也要发展文化产业，文化产业这一块目前来讲是弱项。今后，文联不仅要做好党和政府联系艺术家的桥梁和纽带，也要做好艺术家、艺术作品联系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，更好地促进艺术家的作品和成果走进市场，发展文化产业。政府也将逐渐转变职能，大量的文化项目将从原来的由政府办转变为社会办，文联在其中就可以做广泛联络协调、组织、整合等工作。

　　信息时报：广州市文联将工作的一个根本任务定位在“服务”上，您能做些具体解释吗？对于广州建“文化强市”和“历史文化名城”，这种服务有哪些侧重点？

　　刘：文联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服务的人民团体。目前，广州市文联有10个协会，3600多会员，这是广州文艺界的专业骨干队伍，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。同时市文联还要联络10个区和2个县级市的文联，他们的工作面更广，联络维系了更多的文艺工作者。比如越秀区，是广州面积最小的区，却有22个协会，2700多会员。区文联不仅要为这些协会服务，还组织区内各种文化艺术活动，同时还联系着街道一级的文联，如全国闻名的南华西街。仅海珠区通过区文联和各街道文联联系的各类文艺人才，包括专业的和业余的，在职和退休的，曾在外省文艺团体工作过，在穗转行但却有较高艺术水准的，有近5000人。如此算起来，全市就有4万多各类文艺人才，都是文联服务的对象。

　　文联的服务工作可以有许多形式。一是通过办刊物，做好上情下达和政策宣传工作；二是通过不断举办各类演出、展览、培训活动为文艺工作者走进社会和市场提供平台。三是通过各个协会加强文艺队伍建设，组织一些业务培训理论研讨等，提高队伍素质，更好地为城市文化建设服务。

　　关于“金钟奖”：

　　“金钟”落户广州是双赢的好事

　　信息时报：“金钟奖”落户广州，作为音乐家和文联主席，您认为它将给广州的音乐和文化带来什么变化？

　　刘：金钟奖落户广州是件大好事

　　，它是国家级音乐类最高的专家大奖，全国音乐工作者都很看重这个奖项。我希望，经过一段时间或者若干年，金钟奖不但可以在广州继续保持其国内最高音乐专家大奖的水准，还可以打造成在国内国外都有一定影响的知名活动，成为广州的一个品牌。

　　从文联的工作来讲，也希望通过金钟奖推动广州乃至广东的音乐发展。有了金钟奖，广州市民尤其是广州的音乐人，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国内杰出的音乐人才接触观摩学习切磋技艺，通过学习来提高创作水平，激励他们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，从而推动广州和广东的音乐繁荣发展。

　　信息时报：您曾说过希望把金钟奖打造成“中国音乐界的诺贝尔奖”，让它成为国际性的奖项，您觉得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多长时间？

　　刘：要让金钟奖达到像诺贝尔奖那样的成就，打造成国际性奖项，这不仅是广州的目标，也应是中国的目标，还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来实现。要产生有世界水平的音乐家，不仅要集中国内音乐界的精英，而且还要能够吸引国外知名的艺术家来参赛。

　　关于流行音乐：

　　人才“北飞”是时代的进步

　　信息时报：广州曾是流行音乐的发源地，涌现了一批著名音乐人和歌手，但近年来，出现了名人北飞现象，广州或者广东的流行音乐暗淡了，您如何看待这种人才“流失”现象？

　　刘：广东的确曾有过流行音乐的繁荣期，在全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，现在不少音乐人才“飞”到了北京，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。因为北京拥有多方面的优势条件，一是文艺界名人荟萃，全国各地的艺术人才都云集北京发展，二是北京有浓厚的学术氛围，有这种环境，信息灵通，可以学到听到看到了解到当前国内最高水平的艺术，这是广东目前不能比拟的。

　　但我并不认为这种“北飞”是人才流失，本质上是国内正常的人才流动，这种流动是时代进步的表现。从另一角度讲，广州的音乐人才或资源如果能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作用，也是件好事，不应只立足本地，狭隘地看这个问题。

　　此外，我不认为广东的流行音乐暗淡了。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世界范围讲，都存在这种现象：流行音乐与严肃音乐是并行在两条轨道上的车，同时都在发展。广东前几年的繁荣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现象，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会有高潮和低潮。更不能说广东现在没有流行音乐了，仍有不少音乐人在创作，也有优秀作品出现，但不像前些年那样风靡一时，这是很正常的，或许这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吧。

　　信息时报：您认为金钟奖能带来广东音乐的再次繁荣吗？

　　刘：当然，回答是肯定的。金钟奖一定会为推动广东的音乐繁荣产生积极的作用。

　　人物简历　　

　　作曲家、文化行政管理工作者。山东省黄县人。

　　1946年生于内蒙古自治区。

　　1965年~1969年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理论作曲学科。

　　1978年~1980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班。

　　1987年获二级作曲职称。至今创作各类音乐作品近千首。

　　代表作有：获奖歌曲《我爱五指山，我爱万泉河》、电影配乐《新方世玉》、钢琴与管弦乐《珠江之歌》、舞蹈音乐《红军与小猎手》等一批作品。发表评论文章《琴台遐想》等。

　　曾任广州市歌舞团专业作曲、副团长、团长；广州市文化局艺术处副处长、文化局副局长；1993年~1994年任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；广东省文联兼职副主席、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兼职副主席，现任广州市文联主席。

　　采访印象　　

　　无论谈起作曲，还是谈到文联工作，刘长安都是滔滔不绝，言语间充满了热爱和执著，正如他所说“哪个身份都挺喜欢，哪份工作要做好压力都很大”，他认为做好本职工作是一个公民的责任。他不讲什么大道理，不耍官腔，但说的又都是实话，让人不由心生敬佩。

　　本版采写　王静　李晓雯